“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

在“百年敦煌”的纪念热潮中，笔者颇感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反思内容。我们确有太多的人和事值得追念，但也有更多的曲折和困惑值得深思。

我们不应为“敦煌学在日本”说感到有伤自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日本敦煌学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有这种差距？

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我们的自尊。虽然那位日本学者后来否认讲过这个话，但日本敦煌学长期在国际敦煌学界所处的显赫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与国际敦煌学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国外学者的论著在国内难于见到等原因，基本上不了解国外敦煌学界的新成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敦煌学的历史著作，也未能对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上的成就给予应有的准确评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日本敦煌学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有这种差距？

日本敦煌学的发展，从其起点来说，大致与我国相同，都是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以后。在30和40年代，两国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在某些方面，我国学者还具有优势。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扩大至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一部部鸿篇巨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以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研究为例，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这是“日本东方史学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之一”。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汇聚了从三、四十年代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书中吐鲁番地区给田、退田等文书的研究，从而将均田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最终阐明均田制的性质和施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能在敦煌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从研究条件来说，他们能够不断地到英国、法国等地查阅原件，尽可能多地收集、发掘有用资料，编辑出版校勘精细的录文本；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来说，重视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相结合；从治学态度和学风来说，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研究与理论问题研究相结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就，承认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领先水平，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

我国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整体来说，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还非常薄弱。

1987年笔者到巴黎考察敦煌文书时，一位法国学者说：“30多年来，在图书馆中，只看到日本、台湾等地的学者，看不到中国内地敦煌学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敦煌学落后的原因。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由于国内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十年动乱时期学术发展的中断，导致我国敦煌学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在此时期，我国没有一个学者能有机会前往英法等国考察研究敦煌文书，全国除有敦煌文物研究所外，各研究机构、大学都没有专门的研究组织。敦煌学在当时是一门冷得不能再冷的冷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国敦煌学的停滞和落后是必然的。所幸的是，我国老一辈的敦煌学者，在不利条件下仍在文学语言研究和敦煌学目录的编汇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尤其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和年轻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绩。但整体来说，我国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都非常薄弱。即使在7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大多还是只能利用前辈学者的旧录文和日本学者的新录文进行研究。50—70年代，英国、法国和北京图书馆虽然都将馆藏敦煌文献制作成缩微胶卷在全世界发售，但国内能购置的单位却屈指可数。同时，胶卷阅读的不便以及许多文书拍摄的不清楚，仍限制了我国学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几位青年学者在向达、王重民等先生指导下编辑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这在国际敦煌学中是具有首创性的工作，在国内国际影响都较大。但是，由于大多没有根据原件校对，也未充分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错误。日本学者池田温曾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些错误，而他正是在这本书的启迪下，编著了他的成名巨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书广泛收录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大多查对过原件，校录精良，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当时最精善的录校本，国内学者也都竞相引用。由此看出，我国学者不是没有能力，也并非没有学术远见，但因缺少必要条件，即使有了很好的课题，也没有做到日本学者那样的水平。

敦煌文献大部分流失海外，我国仅有部分“劫余”。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唾剩之余”，“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陈寅恪先生却有一个“大愿”，希望国人能充分利用这些藏品，“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学术于将来”。

敦煌文献虽然大部分流失海外，但在我国还有八、九千件（现已有16000件）可供研究的“劫余”。当年有人说：这不过是“唾剩之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陈寅恪先生曾驳斥这种浅薄的识见，他列举若干文书，证明这些“劫余”都是有关唐代史实、佛教教义、小说文学史、诗歌佚文、学术考证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和私家所藏，又何多让焉。”他的“大愿”是：希望国人能充分利用这些藏品，“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敦煌劫余录序》）可惜的是，陈老当年这一殷切的“大愿”，在五十年代以后未能充分实现。我国的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所藏外，各地还有不少散藏。由于缺少资金进行保护处理，收藏单位又多视作文物，首重保存，研究利用列在其次，国内学者难于借阅。这种状况，自然造成国内藏品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藏品的研究。

英、法两国收藏的敦煌文献在国际上之所以非常著名，其藏品较精固然是重要原因，他们重视文献的保护处理，能供学者方便借阅也是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国国家图书馆，除投入大量经费保护、修复文献外，其对各国学者的开放性和服务性，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他们是第一个将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在世界发售，第一个允许中国学者入馆重拍文书并合作出版著作，近年又是第一个在因特网上发布敦煌文献。学者研究所需的照片，都是低价提供。当我们一再呼吁应将海外的国宝收归故土的时候，是否想过怎样先让现有的国宝充分放出异彩，“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近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在敦煌学诸多成果中，最受国内和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和关注的，是近十来年陆续出版的敦煌文献大型八开图录本，它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献》（60册，已出10册）、《俄藏敦煌文献》（已出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0册，已出5册）。各地散藏文献，分别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册。这批图录本搜集完备，编辑细致，图版清晰，印制精良，有许多文献是收藏单位首次公布。这是一项空前规模、异常困难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为中国的敦煌学，也为世界的敦煌学建立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近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老高瞻远瞩的见识，博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他的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做老大，做“敦煌学中心”。

敦煌文献所处时代，是我国造纸术普及、纸卷取代简牍的时代，是雕版印刷术开始问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辉煌贡献的时代。敦煌文献的不朽价值和无穷魅力，就在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此时期创造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它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百年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它那广博深厚的多学科、多语种的内容，光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全部研究透彻的，何况还有大量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这都需要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予和密切合作。